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寒柳堂与容安馆

黄侃先生有言在先,“年五十,当著书”。意思是说,中国学术源远流长,典籍浩博如海,不到五十岁是读不通的,写出东西来往往幼稚可笑,他日检读少作,必定羞愧交加,所以千万不要轻易作文。我今年尚不满四十,哪敢动笔,却恰临新天伦事务所二十年庆,躬逢其盛,加之催稿信息纷至沓来,祸枣灾棃也无暇顾及了。

我平生读书走马观花,不求甚解,向无片纸笔记,所涉掌故,全凭记忆,随笔而下。文中引文均不按“学术规范”出注。(“学术规范”遗祸无穷也。)所引文字、谈话或与原文不符,然而大意不致有错,也请原谅我的草率和慵懒。

 

家学渊源

方今之世,陈寅恪与钱钟书并称文化昆仑,不仅读书人奉若神明,纵连玩微信刷微博的各路文艺人士都津津乐道,视谈论陈寅恪、钱钟书为提升逼格之捷径也。

陈寅恪生于1890年,钱钟书生于1910年,差不多正好相差一代人。

陈寅恪祖父系晚晴维新派重臣陈宝箴,陈父三立老人,更系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,著有《散原精舍诗》、《散原精舍文集》传世。张慧剑《辰子说林》认为,“故诗人陈散原先生,为中国诗坛近五百年来之第一人。”陈寅恪游学欧美经年,并未猎取任何学位,亦无专著问世,甫一返国,即与梁任公、王国维、赵元任并居清华四大导师之列,可称异数。此节为今人所著掌故逸闻所乐道,并就此大谈民国风雅,顺便鞭挞一番如今教育体制之僵化。其实,陈寅恪任清华导师,很大的原因在于家世背景,人脉关系。陈散原与梁启超为清末变法时代之故交,梁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,乃得达成。(事见陈哲三《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》)

钱钟书父亲钱基博,更是国学大师,著有《版本通义》、《古籍举要》、《骈文通义》、《中国文学史》等专书。陈衍推崇钱基博,“无锡钱子泉基博,学贯四部,著述等身。诗文斐然可观,家学自有渊源也。”大陆也有人写文章称,钱钟书与史学巨擘钱穆为堂兄弟。实际上,钱穆与钱基博曾同时执教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,钱钟书应比钱穆低一辈,两人除都是无锡人以外,并无直接的亲属关系。

 

学术分野

陈、钱二人皆以博学闻名,读书之多,空前绝后。(空前绝后并无夸大。“空前”者,古时大儒读书万卷,惜乎近世西洋之书不得管窥;“绝后”者,今世学人及其后人再无纯粹的国学幼功也。)陈寅恪早年涉猎希腊文、拉丁文、梵文、巴利文、波斯文、蒙文、满文等古典语文,中国古代史籍更是无所不窥。钱钟书则精通英、德、法、意、西班牙等多种语言,记忆力之佳,足可匹敌照相机。《管锥编》一书,征引四千多位作者的上万种著作,涉及六种外文,也可谓空前绝后。(近年来商务印书馆陆续整理、影印钱钟书《容安馆札记》、《中文笔记》、《外文笔记》,煌煌数十巨册,索价颇昂。闲来细品札记、笔记,妙悟哲思俯拾皆是。由此可见,行世之《管锥编》《谈艺录》仅仅是钱氏笔记稍加整理的一小部分,也是钱氏学问的冰山一角而已。可惜,《外文笔记》我是看不懂的。)

陈与钱的学术领域并不相同。陈做的是纯粹的历史学(《元白诗笺证稿》也非文艺研究,意在以诗证史),钱做的是文艺研究。香港董桥说过,遇上高人,纵然想吹捧一番,也是无从说起,因为你根本搞不清人家的学问,谈不到点子上,笼统称一句“国学大师”,总之没错。中国传统学术文史不分,并不像现在大学里的专家,每人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,格局既小眼光也浅。

陈寅恪平生所学,大致可分为三期。(见余英时《陈寅恪的史学三变》)早年由比较语言方法入手,探讨佛教史、中外交通史,系属当时欧洲东方学主流。中年以后专治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史,即“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”。晚年更退而求其次,研究柳如是,所谓“著书唯剩颂红妆”也。故,陈氏学术轨迹大约是从宏观入微观,由异域而本土。

陈寅恪学术成就的最高峰,应在中期所学。《金明馆丛稿》、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、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,通古今之变,借古人的杯酒,浇今人之块垒,吉光片羽,妙解新义。(按:陈寅恪学究天人,但作文多为短小篇幅(《柳如是别传》除外),并无《中国通史》之类“皇皇巨著”问世。严耕望先生也有“凡治史学,一切太齐整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,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齐整的系统里去”之断语。今人著书,动辄百万余言,系统且齐整,却不知哪儿有那么多话好讲?)

晚年陈寅恪目盲力衰,考辨每流于繁琐拖沓,已不复壮年气象矣。《柳如是别传》学界颇多争议,并非此书水准不高,主要认为杀鸡用了牛刀,明珠暗投,替陈可惜。

再说钟书先生。表面看来,钱氏学贯中西,广涉四部,但细加推究,大体不出词章之学。钱氏巨著《管锥编》(谈艺,宋之后;管锥,宋之前),形式上依托十部大书,横贯经史子集,但“经学、史学、子学、哲学,钱先生均不当行,惟穿穴集部,纵论文学,乃其当行本色,彼亦以此点染四部耳”(龚鹏程语)。古史辨派以经、子为史,邓之诚、陈寅恪以诗为史,而钱钟书可谓以经、子、史皆作集部看矣。

《谈艺录》、《管锥编》是唐宋以来文人札记传统的延续。与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、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等一脉相承,并发展了中西比较文学。钱氏自序云,“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,锥指管窥,先成一辑。假吾岁月,尚欲赓扬。”(该自序可证明,前文所讲《管锥编》仅仅是钱钟书读书笔记一小部分的整理与摘录,诚非虚言。)因为材料无穷无尽,只要有好的眼光,《谈艺录》、《管锥编》实可无限增补也。《管锥编》槎通碧汉,自问世以来,谀词滔滔,我不必赘述。如果要鸡蛋里挑出骨头来,《管锥编》相当程度上不是以问题为中心,而更多是高级资料汇编,搜集之功多,发明之意少,关注点基本上只在语词章句层面。

钱氏另有文艺创作小说《围城》行世,系业余游戏文字之作。夏志清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捧红了张爱玲和钱钟书,可是钟书先生一定不服气,“雕虫小技”的少作被大肆渲染,文艺青年人手一本《围城》,让人“骇且笑”。,《围城》颇多影射暗讽之语,引证用典繁复,是很见功力的。另,钱氏尚有《百合心》,成稿两万余字,已轶。

 

陈钱交集

陈寅恪与钱钟书虽然相差二十岁,但毕竟是属于同一时代的风云人物,涉及两人的史料更是多如牛毛,但我翻遍近人掌故、笔记、札记、日记、编年事辑千余册,却未发现陈寅恪与钱钟书直接交往的记载。此事颇为吊诡。我认为二人似乎应当是见过面的。

钱钟书于1929年至1933年就读于清华外文系,其时陈寅恪任清华中文系、历史系合聘教授,四年之久同处一校,自然应该碰见。两人共同的朋友吴宓称,“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,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。”吴又称,“钱钟书才情学识兼具,新旧中西相通。”吴宓在与学生聊天时也将陈、钱并举,“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物,在老一辈要推陈寅恪先生,在年轻一辈要推钱钟书。他们都是人中之龙,其余如你我,不过尔尔。”

清华时期,钱钟书年少气盛,目空一切。据说钱曾拒绝进入国学研究院就读,并称“整个清华,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。”钱氏1929年入清华就读,此时,梁启超已于年初病逝,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逾二载,陈寅恪是清华硕果仅存的大师,钱氏此语可能就是针对陈所言。

另外,两人可能见面的时间是1938年。戊寅之年,钱氏归国,至昆明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,陈氏于是年春至云南蒙自西南联大分校,同年秋转到昆明。此后,二人再无交集。

 

去留彷徨

1949年,对于任何中国人,都是一个重大关节,陈寅恪与钱钟书自然也不例外。

1948年前后,钱钟书本有三个去处,英国牛津大学、香港大学、台湾大学。对于最终留在大陆,据说钱氏后来表示不悔。杨绛曾问他:“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?”钱答:“时光倒流,我还是照老样。”(杨绛《我们仨》)

1949年以后,钱钟书人如其字“默存”,闭门读书,不问世事,极少公开谈话。虽然文革时也成为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,在干校烧过锅炉,送过邮件,但总算逢凶化吉,有惊无险,比当时大多数学人都要幸运许多。相传钱钟书曾任毛泽东英文秘书(事实上,应该是钱主持将毛的诗词译成英文),此事一方面在特殊时期保护了钱,另一方面确实是钱氏身为独立知识分子的污点,钱氏其后对此也一直讳莫如深。钟书先生圆滑机变,可见一斑。

关于《管锥编》何以用文言写作,据刘永翔《蓬山舟影》所载,钱氏自云,“可减少毒素之传播。”杨绛也说,“当时,红卫兵横行。《管锥编》这类著作,他们容许吗?钟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。”

1949年,陈寅恪与钱钟书的心境完全不同。陈是想走的。但其时目盲体衰,已不堪流离失所,海外飘零。陈后来对留在大陆悔之不及,“浮海宣尼未易师”,即表明欲渡海赴台已不可得矣。

陈氏留在大陆后,一直是中山大学教授,远离政治中心。期间,1953年中国科学院准备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,拟请陈寅恪北上任第二所所长。陈当时提出两个条件:一、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,并不学习政治;二、请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一证明书,以作挡箭牌。实际上,格于形势,陈氏此举是拒绝北上无疑。

陈寅恪曾做《经史》一诗,为其49年以后心境的总观照。 “虚经腐史意何如,溪刻阴森惨不舒。见说鲁论开卷语,说瓜千古笑秦儒。”此诗语多晦涩,渺不可解。直到1996年余英时指出,腐史指太史公司马迁,虚经系冲虚真人列御寇,陈寅恪其实是说,他研究学术决不用马列主义。此陈寅恪之所以成其为陈寅恪也。

 

楚辞《渔夫》写到,屈原被流放,渔夫问:“子非三闾大夫与?何故至于斯?”屈原答:“举世皆浊,我独清;众人皆醉,我独醒,是以见放。”渔夫开解屈原:“圣人不凝滞于物,而能与世推移。世人皆浊,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?何故深思高举,自令放为?”屈原答曰:“新沐者必弹冠,新浴者必振衣。安能以身之察察,受物之汶汶者乎?宁赴湘流,葬于江鱼之腹中,安能以皓皓之白,而蒙世俗之尘埃乎!”渔夫闻言,高歌一曲,“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吾缨。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吾足”,划船远去。

读书至此,恍然大悟:陈寅恪是不愿“蒙世俗之尘埃”的三闾大夫,而钱钟书就是那个“与世推移”的渔夫了。

 

王刃作于丙申年端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