｢新｣分享丨无罪案件【2】 孙某涉嫌串通投标罪案

（三）案件核心事实

出借资质：孙某将本公司资质出借给其弟孙某某，用于参与涉案政府采购项目投标；

无串通报价：涉案投标活动中，不存在投标人之间就投标报价进行协商、串通的行为；

分文未获利：孙某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获利，其参与单纯出于帮兄弟之目的；

无损害后果：未造成招标人、其他投标人或者国家、集体、公民合法利益受损的实际后果；

到案后如实供述，构成坦白，且无前科劣迹。

三、争议焦点与辩护思路的形成

（一）侦查机关的指控逻辑

侦查机关认为，涉案项目中标金额超过400万元，已达到《追诉标准（二）》第六十八条规定的立案追诉标准，孙某参与其中，涉嫌串通投标罪，遂先后对其采取监视居住、刑事拘留措施。

（二）辩护人归纳的争议焦点

辩护人经会见与案情研判，将本案争议归纳为四个层层递进的问题：

图2  围绕串通投标罪构成要件的四层递进辩护体系

四、法律适用分析：围绕构成要件的逐项论证

（一）主体要件之辩：孙某不满足本罪主体要件

1. 法条依据与身份犯属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：“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，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”第二款规定：“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，损害国家、集体、公民的合法利益的，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”

从罪状表述看，串通投标罪的行为主体虽然不限于单位，但依然是身份犯——只有招投标活动中的投标参与人和招标参与人，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。其他人员只有在与具有该身份的人成立共同犯罪的情况下，才可能构成本罪。

2. 本案对照

孙某并不是涉案投标公司的工作人员，不具备投标人身份；其系涉案单位以外的其他人，属于“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”的典型场景。依共犯从属性原理，无身份者参与行为的可罚性从属于有身份者的正犯行为：只有在作为身份犯的投标人本人构成串通投标罪的前提下，才谈得上追究非身份参与人的责任。而本案中，侦查机关并未认定作为投标人的涉案公司构成串通投标罪，径行以本罪刑事拘留非身份犯的孙某，缺乏法律依据。

（二）主观要件之辩：不具备串通投标的故意与明知

1. 本罪系故意犯罪

串通投标罪是故意犯罪，要求行为人明知伙同他人相互串通报价而参与其中，或者招标人与投标人明知双方串通投标。没有共同串通报价的故意，即欠缺本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。

2. 出借资质场合的主观明知之辨

实务中，出借公司资质给他人投标的情形较为常见。在此类场合认定串通投标罪共犯，关键在于出借人主观上是否明知他人要去串通投标、相互串通报价。行为人借用多个公司资质去投标，只要不存在串通报价行为，其自身尚不构成本罪；出借资质的主体更不会构成本罪。

3. 本案对照

孙某仅是将公司资质出借给其弟孙某某，对投标活动中的具体报价安排并不知情，亦未参与任何报价协商。其既无串通投标的犯罪故意，也无帮助他人串通报价的明知，主观要件完全欠缺。

（三）违法性之辩：仅具行政违法性，不具刑事违法性

1. 罪状文义：“串通投标报价”是本罪的核心客观要素

《刑法》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一款对投标人之间的串标行为使用的表述是“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”，而非“违反国家规定串通投标，情节严重”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亦规定：“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报价，不得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，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。”从文义上看，“串通投标报价”仅是“串通投标”的一种类型——即投标人就投标报价这一事项进行相互串通。

2. 围标等“其他联合行动”只生行政责任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九条将投标人之间协商报价、约定中标人、约定部分投标人放弃投标或者中标、按组织要求协同投标以及“为谋取中标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而采取的其他联合行动”列为禁止的相互串通投标情形。上述情形范围宽于刑法罪状，违反者应承担警告、罚款、取消投标资格等行政责任；但其中不含相互串通报价的围标行为，因欠缺“串通投标报价”这一核心客观要素，不具有刑事违法性。依罪刑法定原则，不能将“串通投标”作扩张解释，涵盖一切围标行为。

3. 类案支持：检察机关对“围标而无串通报价”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

图3  串通投标行为“行政违法—刑事违法”界分对照

（四）危害后果之辩：未造成危害后果或情节显著轻微

1. 本罪的危害结果要件

成立本罪，要求损害招标人、投标人或者国家、集体、公民的合法利益。从法条表述看，本罪具有结果犯属性，需要上述主体的合法利益实际受损。《追诉标准（二）》第六十八条虽将中标项目金额、采取威胁、欺骗或者贿赂等非法手段等直接纳入立案追诉情形，使本罪在部分场合呈现出以行为切入的外观，但对于“损害其他主体利益”这一要件，办案机关仍应当承担证明责任。

2. 本案对照

本案招投标金额刚刚超过400万元，刚刚达到追诉标准，但并未造成任何损害后果：招标人未遭受损失，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未受实际损害，孙某本人分文未获利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十三条但书的规定，情节显著轻微、危害不大的，不认为是犯罪。

五、取保候审申请与辩护成效

（一）取保候审申请要点

在四层构成要件论证的基础上，辩护人于2025年4月7日向S县公安局递交取保候审申请书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《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2022年9月21日施行）第三条“对于采取取保候审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，应当依法适用取保候审”，提出如下补充理由：

到案后如实陈述，构成坦白；无前科劣迹，主观恶性小；本案中分文未获利，无犯罪动机；

本案系经济型、非暴力犯罪，人身危险性低，对其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；

孙某系民营企业家，在当地经营企业、解决部分就业，2025年2月17日民营企业座谈会强调“切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”，长期羁押将使企业经营陷入困境、产生新的矛盾和危机；

本案前期侦查已终结、主要事实已经固定，取保候审不存在串供、干扰证人等影响诉讼进程的可能；

犯罪嫌疑人及家属愿依规交纳保证金或提供保证人，保证孙某随传随到、遵守取保候审各项规定。

（二）辩护成效

2025年4月9日，S县公安局作出取保候审决定书（S公（经侦）取保字〔2025〕165号），决定对孙某取保候审，由被执行人交纳保证金肆万元整，取保候审期限自2025年4月9日起算；同日，S县看守所出具释放证明书，孙某获释。自4月7日递交申请至4月9日获释，历时两天，侦查机关全面采纳了辩护意见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取保候审系刑事强制措施的变更，并不意味着案件终结或刑事责任豁免，案件后续进展以司法机关最终处理为准。

六、办案启示

（一）行政犯辩护要紧扣“二次违法性”。串通投标罪系法定犯，行政违法只是刑事追诉的前提，而非充分条件。辩护的首要路径是回归罪状文义，将“一般违法”与“犯罪”的界限精确锚定在“是否相互串通投标报价”上，防止以行政管理口径替代刑法构成要件。

（二）身份犯共犯认定须坚持从属性审查。涉及无身份者参与招投标活动的案件，应首先审查有身份者（投标人、招标人）是否构成本罪；正犯行为不成立时，对非身份参与人的追责缺乏附着基础。

（三）出借资质类案件，主观明知程度是共犯认定的“生死线”。仅出借资质而不知晓、未参与串通报价的，不应以本罪共犯论处；办案中应围绕资质出借的过程、报价信息的隔离、利益关联等细节还原真实明知程度。

（四）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应协同推进。以构成要件论证支撑“无社会危险性”的程序主张，取保候审申请才更有说服力；强制措施节点（刑拘后、提请批捕前）是程序辩护的黄金窗口。

（五）善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与民营企业家权益保护政策，将法理分析与政策导向相结合，在法律框架内为当事人争取最大限度的程序保障。

附：主要法律规范索引
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十三条、第二百二十三条；
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七条；

3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第三十二条；

4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九条、第五十三条、第六十七条；

5. 《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（二）》（2022年修订）第六十八条；

6. 《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2022年9月21日施行）第三条、第四条。

江苏新天伦（常熟）律师事务所

办案律师：贾玉伟

二〇二六年十月

贾玉伟   合伙人/常熟分所党支部书记、执行主任

江苏省第十次律师代表大会代表

苏州市第七次律师代表大会代表

常熟市法学会第二批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库成员

苏州市政府、常熟市人民政府、常熟市委员会、常熟市信访局、常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党政机关常年法律顾问

常年为数十家大型企业、外企提供专项法律服务

平均执业年限8+的刑辩律师团队、500+的代理案件积淀、50+撤销案件、不起诉辩护成功案例

主要荣誉：

江苏省律师行业优秀共产党员

全省公共法律服务工作成绩突出个人

常熟市法学会第二批首席法律咨询专家

常熟市优秀律师

常熟市律师行业先进个人